在道德和法律之间

       最近三个月,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认识理解又有进步甚或是飞跃。从事语文教育和教育工作的人们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可能对自身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管理能力的提升一定会有许多助益。这其中的道理不必赘言。在学习期间,我写作论文和杂感多篇,下列是在四川北川等地考察之后,针对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有感而发。


在道德和法律之间


——兼说四川地震灾区考察感受


人治之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主政者以为“仁爱”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法治社会则强调法律的威严,主政者以为一切问题和矛盾均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化解和消弭。当然,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一直在不断的进化在不断的融合中,比如法治社会从来也不排斥道德建设,崇尚德政的,似乎也开始大量植入法律的因子。但即便如此,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借助道德的杠杆和法律的权威获得解决呢?


两三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因为施救者的“无辜”和受救者的“诬陷”各执一词最终被法院判决以“各打五十大板”,施救者被判赔4万元而结案,引发媒体和舆论的热议。也许是这一案例的“先河”,各地如此的事件“争先恐后”地发生,不少事件最终侦查的结果真的是老年人的“诬陷”,比如同样发生在江苏中部的骑三轮车老太受救后诬告公交车司机事件更是再次令江苏人大跌眼镜,让投桃报李、知恩图报的中华文化传统严重受伤,令很多善良仁厚之士谈救人助人而“色变”。


笔者是一位教师。2010年,在苏中某地听一堂初中的思想品德课,老师叫学生写一段救助他人的经历,一位文弱的女生陈述了自己周末在公园中漫步扶起一位跌倒的幼儿却被对方家长厉声呵斥的经历。该同学一直深感郁闷和苦恼。当老师追问其假如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时,还会不会再行救助时,该同学十分为难,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位老师将这一两难的问题交由全班同学研讨,在数分钟的热议后,师生达成共识,在现实背景下,我们献出爱心、救助他人是必需的,但是最优的方案是,既帮助了别人,又保护了自己,能够两全其美。


课堂教学十分成功,但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才是“破题”。因为在中国自古“两全”之事几乎很难兑现,最典型的是“忠孝不能两全”。救助他人同样如此。老人摔倒,生命垂危,假如是在绝无外人的环境中,假如无从报警,假如警察和医护人员也无法或者无法迅速到达,你完全可以援一手而救人一命,这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老人被救后会怎样“报答”你,你又如何自保呢?你犹豫,你思考保护自己的办法,等你想好了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出办法,老人也许已经不治。假如你有良知,你必然会留下无尽的自责和永远的愧疚。


两全其美的办法,虽然有“两全”,实际并不安全,实际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空想社会主义”。


最近网上热传的“撑腰体”让我看到了此类问题解决的一线曙光。


在如同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一类的事件发生后,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在北大各院系及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座谈会上(2011921),向所有北大校友提出倡议,鼓励讲诚信,做好事,做有道德的公民,如果中间发生风险,比如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起诉,北大无偿提供法律支持,如果要败诉,北大出20万,多出的由校友募集支持。希望支持北大校友转发。紧接着一条北大版微博开始网上热传:你是北大人,看到了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微博女王”姚晨竟然也加入模仿:你要是微博人,看到老人跌倒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你就发微博,网友替你喊冤。


撑腰体由此“漫游”而风行。撑腰体的出现让我首先看到,代表文化文明发展方向的北大精神——北大的民主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北大的拯世济民的高尚情怀已然复苏;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对该校长充满钦佩,以为凭此一点,他可以荣任北大名校之形象大使。他的出现可以多少改善北大这许多年来萎靡退缩、风光不再的形象。这条微博的受到如此追捧,让我更看到了部分群体的金钱铜臭、少数人的自私冷漠和贪欲并没有把社会大众的爱心、热心和悲天悯人的良知斩尽杀绝;而特别是北大校长的这条施救的“方子”启发我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北大副校长的这一“撑腰”之举,实际是在上述“两难”问题上的大胆破冰。但是他的点子还不能说就是金点子。比如说,他提到的如果败诉,北大出资20万,这一承诺,精神可嘉,简直可谓义薄云天,但却难合事理法规。那钱是学校的,不是你某校长家的,不是你一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即使你有这样的钱权,也是要用在学校的“事业发展”上,这样的“支救项目”的开支怎么列支,将来又如何走账呢?


看来良苦用心,一片忠心,却也难以说是万全之策。北大校长也有回天乏术的时候。可见这真是个国家级的难题。


这个问题实际也是世界级的“哥特巴赫猜想” 呢?


记得十九世纪的法国名作家、世界短篇小说之父莫泊桑曾经有一篇叫《我的叔叔于勒》的小说。说的是一个名为于勒的人做了无数多的坏事,成为一个街头的混混、恶棍,挥霍掉自己的遗产之后又挥霍掉大半的哥哥家的财产,而且其臭名昭著,严重影响到家族的名声和形象,使得自己的侄辈们的婚姻都出现困难。他的哥嫂尽管费心劳神终无计可施,最后设法把他送到南美打工。


这个故事长期以来在我国有许多解读的版本,很多人以为是莫泊桑在深刻“揭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的关系。我觉得此说搞笑而苍白。莫氏揭露的是当年法国一个两难的社会现象:于勒的存在影响家庭也影响他自己,把他送出去打工,就是家人少“德”;而其人之恶,还不是严重的侵害公众之恶;劣行虽多,还够不上刑之责罚。法律还暂时管不着他。那这种问题总要有人有方法解决啊,怎么办呢?本小说则“揭出病苦”,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这大概是莫泊桑写作的主要动机了。


我没有深究法国后来是否因了莫氏的小说设计了什么救助的良方,但他的通过小说期求社会的改善尤其是把目光指向政府和社会的见识和眼界非常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它引发我的联想是,假如有一个社会机构设定一个相当的救助机制,是不是家庭的一种解脱和解放,也是社会的一种和谐和稳定,当然更是政府的功德和存在的理由呢?


于是我想,北大校长的初衷十分优秀,但是有点堂吉诃德式的战风车的英雄气概,却难以获得事情解决的彻底和圆满。


我们是不是可以顺着北大校长的思路大胆地再往前一步,可以由本来就特别好管事的政府出面,建立一种由财政出资、民间捐赠、红十字等公益机构支持的公益救助风险基金,为了那些助人、救险等功德性社会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后果风险”“托底”,让所有救助者都能够毫无顾虑和任何风险的去做好事、做好人呢?这当中也一点不排除极为个别的不良者在本应承担肇事的责任时假借救助之名而盗用公众的良心和道德的基金的缺德行为的发生。而从法的角度来看,既然法律无以证据凿凿地认定其罪,考虑到“彭玉案”判罚的错失和后果的无良,我们宁可放过一千,也无论如何不能枉判一个。


这样的基金和这样的原则好处多多,它可以让更多的受害者能够得到最为及时的救助,至高无上的生命得到最好的保护;最多的人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去做善事和好事;不良者要想讹诈,风险系数大为增加,他要面对的就不是救助者个体,他要面对的是整个公众和社会,尤其是基金的出资主体,于是其成功的几率大为降低;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激励和鼓励,造就的是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普世价值的复苏、发扬和蔚然成风。在弘扬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文化的今天,这种机制将会比教育、训诫、管制和法律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直接的多,迅速的多,人性化得多。


这是不是机制的力量呢?我想,愿意为这一机制奉献薄力的一定不在少数,本人就是这一机制的坚决的支持者。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有多少考虑,有多少谋划,又有多少作为呢?


于是想到北川地震灾区的考察,当耳闻川省领导慷慨激昂的介绍、歌颂和张扬,当走过北川惨不忍睹的灾难现场,当看到重建的欣欣向荣,我一面感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优越,那当然优秀;另一面我又在想,那地下掩埋着的我们的永远不见天日的成千上万的长辈、兄弟姐妹、老师学生,他们假如有知,又会想些什么?也许他们想得最多的不是这些,而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绝对不会从此就没有了如四川地震一般的灾难,但是当下次灾难再次“光临”时,我们如何才能少些再少些“丢人”和丧生的悲哀呢?


这需要深度深刻深入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切实切用切身的机制尤其是建设、投入、救助机制的建立。反思灾难的因果,建立防范和救助的机制和制度,这不独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很多时候或者说常常就是在为自己服务。因为,人祸常常是有选择性的,而天灾从来没有理智,不会选择。


但这些又在哪里呢?


 


 


 

技艺、人文、个性——现实教师发展的三重境界


技艺·人文·个性


——现实教师发展的三重境界


旧时的人们对教师似乎有着宗教般的尊崇。这是幼时的我从曾经做过私塾先生的祖父身上感受到的。当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顽童时,总觉得祖父是地方上的“神人”。 大小“官吏”对他敬畏有加,邻里乡亲对我们一家人甚为友善。每遇大事小情,总见干部和乡邻来向他请教咨询,其态度之谦和诚恳,让人动容。印象最深的,祖父当年的一位学生,其时已是县城里某家银行“领导”的“大高个儿”,每来我家,总是毕恭毕敬站他身边,几乎是唯唯诺诺,不敢有一句高言。做老师真“牛”!懵懂的我,突然萌生了长大了做教师的念头。


梦想成真,教师是做成了,而且这一做就是几十年。匆匆忙忙走过,却分明感到很少享受过祖父当年的“待遇”。尤其是这许多年来,尽管教师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辛苦,但其地位和威信似乎是每况愈下。当年我们把“灵魂工程师”的口号喊得山响,谁曾想转眼间“教师”几乎就“混同”于一份拿着工资生产产品——生产分数、造就应考机器的普通职业。


我常想,在这个世界上,受人崇拜和尊敬的,一定是这样一种人:当你有所需要时,他能及时地给予提供和满足;当你懵懂和无知时,他给你方向的指点和引领。后者也是一种满足,但它满足的是一种潜在的深层次的需要,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层面的需要,也是人生最为本质的需要。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学校,今天的教师,是不是在这一点上萎缩、“侏儒”了呢?教育、学校和教师之地位之“沉降”,是不是于此有关呢?


教育问题、学校问题,实质上是教师问题;教师问题,其发展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在今天,集中指向在技艺、人文、个性三方面。


提升技艺。在今天,你会经常听到很年轻的老师侃侃夸言其教学的艺术;而很多老教师却常常很难为情地声言我越来越不会上课。在教育领域,在教师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总是轻忽教学的技能,推崇教育的艺术。认为教学的技能不过是“匠人”的“术”和“法”而已,哪有“艺”和“道”来得高尚和典雅。正因为如此,师范院校的教学法总是流于“理念”和“思想”,专家学者的所谓指导也常常“给力”在宏观和中观,大多难以落实到课程实施和课堂教学的层面。实际是,当前课改的问题主要是课堂问题,课堂问题更多表现为教学环节和细节问题,这些问题多数是操作的技艺问题。这些教育教学最为基础的东西不能解决却又好高骛远夸谈所谓教学艺术,这成为现实教育的一道“景观”!实际上,任何优秀的教学理念都是需要扎实的教学技能予以支持和落实,任何教学艺术都是在教学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教学的基本技能也恰恰是教师专业的特征之所在。由此而论,夸谈教学艺术的不一定是阳春白雪,精通技术的一定不是下里巴人。把握教学基本的规律,模仿名师的教学经验,学习、揣摩、实践、反思,便可以逐渐地由技而艺,进而近乎道矣!


修炼人文。有人说,教师问题在今天还不是教学能力和素养问题,关键是师德和人文素养问题。是的,爱心和善良、尊重和公平、良知和敬畏、求真和诚信,这些古来为师者之遗风余韵,似乎越来越成为空谷传响。教师地位之沉降,这是主因。修炼人文素养,需要阅读,汲取古今中外人文知识的精髓,研习人文著作的经典;需要引领,教师英雄事迹的感化,学校团队的制度约束,优秀学校文化的熏染;需要内修,像曾子那样“日三省吾身”虽不很必要,但常常冷静、理性、真诚地自问、自责、“反求诸己”,瞄准高的标格比照、修正、不断攀升;如此我们就可以由他律而自律,从精神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于是,当我们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当我们走进


发展个性。现实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对课改理念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由应试衍生的非理性教学行为,使得很多学校千校一面:管理、发展一种模式,教育教学一个模板。这也许于学生学科分数、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不无帮助,但是对孩子个性和创造性的损害又是再明显不过的。改变的路径之一,这就需要教师教学个性的培育和张扬。教师个性的形成首先需要教师个体的自觉,挖掘并分析自己思维的习惯和特质,发现并梳理自己教学的亮点和特色,并进而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慢慢滋养和培育,努力发展使之形成个性和风格。教师个性的成长还需要学校管理者的宽容,包容,保护,培养,而这极需要管理者的宽胸襟、高眼界和大智慧。我以为富于个性的教育教学才可以称之为艺术。富于个性的教师才是最优秀的教师,这样的教师才有思想和精神,才能激发人创造和前行,才能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重境界是借用的王国维的说法,又是针对现实中国的发展现实和存在问题的有感而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性的东西。不完全具备阶梯和逻辑的关联。而且这三者的发展关系也不是排斥的,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应该是可以有所交叉的。而实际上,任一教师如果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有所发展,应该就算是教师中的佼佼者了,我想。


 


 

语文教育断想(二)

语文教育断想(二)


诗意读书


最美的是春秋时节,当云间有雨,拿一把软软的转椅,泡一杯浓浓的新茶,坐在未曾封闭的阳台,不必讲究坐姿的雅俗,读一点闲适空灵的现代小品,或是朦胧内蕴的诗歌文学,外面,自然的雨若有若无的飘着,内里,感情的波不紧不慢的漾着,那是一片多静美的景,那是一幅多有韵的画,那是一首多抒情的诗。


常常,我会被自己这样的生活感动着。


读书的价值和选择性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言“无疆”之行与“万卷”之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对于一个人素质素养的提升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古人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里不言行路,干脆只言读书。它极言读书几乎可以代替一切的价值,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农耕时代,凭着书中信息推理预测,以旧知新,可能这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是相对穷困的读书人的自我安慰或吹嘘。实际上,发展到如今的电脑时代,信息资源随意共享,不出家门,倒真的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尽知天下大事小情,这又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先知先觉了。


是的,不管怎么说,无论古今,读书,尽可能多地读书,以及读书人的深层次的思考,是确保一个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性条件;而对于一个个生命个体来说,生存能力、生活品位、生命质量的提升,哪一项离得了读书的滋养呢?


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农村,我亲眼看到一个乡村初中学的物理老师,从一个学历不达标、表达不流利的普通之极的老师,凭着一两种教育理论著作,靠着数年的苦读、冥思和几乎可谓是孤独的实践,成长为一个遐迩知名的物理教学专家。他告诉我,那几本专业理论的书,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也是在那里,一位语老师,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忙里偷闲,不仅读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书,而且读关于社会、人生等方面的书,结果是,语文教学能力明显提升,而自己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以及对生活、社会、世界、未来等的认识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她说:“读书之后,我脾气个性改变了许多,对金钱物质的认识深刻了许多,与家人的关系更和睦了,与同事、学生和朋友的关系更和谐了。好象一夜之间,一切都变化了。我自己觉得我忽然换了一个人!。”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与一位极有涵养的哲学博士、也是经营文化产业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他坐拥偌大产业,却丝毫没有一般暴富者的庸俗和霸气;顶着博士光环,却难觅一般文人的清高和孤傲。他经营有方略,处事有底线,工作时,与自己的员工别无二致。回到家,饮食起居极为平常,极为单调,如同一个乡人。但是,他可以投资千万,完成一个国家正规出版部门也不敢轻易决断的典籍的整理和出版,令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也为之侧目,更让一般人觉得不可想象。他读书,读大量的哲学著作、佛家经典,他思索,思索生命的本源和生命质量提升的路径。


于是,我就想,阅读是每一个文化人生命的必需,但就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阅读的喜好和追求又是各各不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生命阶段,其阅读的取向又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所以,不仅提倡读书,而且允许并倡导满足个性的有自由选择的读书,就显得异常重要和必需了。

语文教育断想

语文教育断想(一)


 


阅读世界


与一个人的一生都无法断开的文化,是语文;与一个人的一生都无法分离的生活,是关乎语文的阅读,这阅读,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


关键是自己真的读起来


学语文,最最重要的是行动,这行动当然指的是自己的行动,它包括自己的听、说、读、写和自己所喜欢或嗜好的一切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学习方式,它可以是如厕时的阅读武侠小说,坐车时的翻看流行画报;也可以是散步时的贪看高楼的巨幅广告,或者是进食时的聆听或典雅或通俗的歌曲。


阅读与人生


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阅读是一种最优雅的生活,阅读是我们精神家园中的阳光、雨露和绿色营养。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是主要的生活内容,阅读是一半甚至大半的生命。


学好语文的前提是热爱


与一个教育教学研究的大家也是名流在一起交流,他说了一句话,很让我深思。他说,语文学习是什么?就是热爱。是的,可能有些学科的学习,缺少一点热情似乎关系也不是很大,但语文则不然。就我的经验,很少有不喜欢语文,仅通过课堂的那么一点时间就轻松地把语文学习玩好的。而且就我的体会,对语文学科的热爱又往往是从崇敬、热爱语老师开始的,似乎更多的有些爱屋及乌的味道。


 


 


幸福语文


做语老师是一件幸运而幸福的事。


我一直以为,也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说教师工作是一项富于诗情画意的工作,那么语文教育则是最富诗情画意的事业。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一事业的完成最需要诗人和艺术家的想象和激情。特别是,在这样的想象和激情奔涌的过程中,在和孩子的共同学习、研讨、交流和情感碰撞、对接的过程中,老师会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和他们一起,个性不断张扬,思维充分发展,素养逐渐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你是一个认真、敬业且稍有追求的语老师,只要你按照基本的语文教学规律实施教学,你每天的天空和当空高悬的太阳都必然是全新的。果真如此,又可以这样说,只有语老师,才最可以比较轻易又比较彻底地把握“活到老,学到老”的内涵和真谛。


20余年的学校生活中,我上过数千节语文课,包括不在少数的公开课,其中绝大多数可以说是自己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的课,但我却从未因此而厌倦过语文教学;我也观摩过数以百计的他人的语文课,包括名家才俊的课,其中也不乏我以为是掺了水分造了假甚至是作秀卖弄献媚讨好的课,但我却从未因此而不满意过语文。


读中学时,我的特长在理科,我全优的课程是数学,可时运的偶然却让我选择了文科,并最终成了一位语老师。这是令几乎我中学时所有的老师和同学最莫名其妙的事。


而且,就是在这种长期的职业氛围熏陶渐染下,在反复的纵横比较权衡后,特别是当我在语文教学及其研究的山林间孤享“山重水复”的失落、绝望和无助,独品“柳暗花明”的意外、惊喜和成就感,我最想说的是,从事语文教学,从事语文教学研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选择”。那哪里是“选择”?但“无意插柳”,纵未“成荫”,我还是要感谢那一时代的阴错阳差的“偶然”。


因为多少年之前,我就“盗版”过一句名人的话,人生快乐,莫过于做自己想做的事。

语文人的真话和教育

       临近五一,将手头工作早早安排完毕,分别在最近的两个市跑了两所小学,两所初中,听了五节课,两节中学的,三节小学的。除了一节中学老师的比较优秀外,其他的都有问题,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有问题的这四节课中,有两节是为全大市的重要课题活动准备的,有两节是为该区的一项重要的教师发展工程做的重要的演出。老师、专家和教研员自然是不会怠慢,但实际的效果很不怎么样。老师满堂走动得吃力,表述得吃力,学生被设计、安排和牵扯、调遣得更为吃力。完事后考量学生的所得,实在难以看出和分析;问问上课的老师,似乎也说不明白。想到多年前流行的一句话“一地鸡毛”,真个是一片混沌和模糊。语文教学被不知什么人和什么事,不知什么的幺蛾子折腾到今天这种地步、落魄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令人十分痛心。


      在这样的现场,竟然被人以专家之名邀来,竟然要来做一点表演式的“捧场”,我感到十分滑稽。常见的也是普遍的做法都是虚应形势,从现场教师的教学中挖出四五点“优秀”,辅以三五个流行的名词术语,或高或低,或深或浅地赞誉一番,最后再提一两个不痛不痒如同下属给上司提的“领导的身体是大家的,要重视身体健康”意见那样的建议。参与者都在“皇帝的新装”的欣赏中皆大欢喜,歌舞升平。


       我过去经常参加的研讨,也总是被这样那样的地方“领导”“导演”着“慷慨”一通,因为个性或者语文人身份之故,多有突破常规和惯例之处,也惹来过不少惊异的眼神。当然也让我因此而少去了不少本来可能不得不去的现场或者会场。


       这对我倒不是什么坏事。但最近读到温家宝总理对信任国务院参事们的讲话,呼吁人们敢于讲真话,尤其是要努力创造让人们讲真话的环境和条件,心以为这是新世纪的“警世通言”,而接着更以为教育应该也必须讲真话。因为你这是塑造和培育这个民族的未来的,有谁会希望培育和造就假话横行的未来中国呢?于是不禁胆从天来,便在三个现场,当着所有的参与者之面,或含蓄,或直白地道出了我对当前语文教学和现场课堂的问题,提出了我的观点和理据。


       现场感很好,很多人会心地微笑或者点头。每每结束之后,会有人说,听你的话,感到很新鲜。你真的将了真话。


       新鲜,我倒真的感到这说法新鲜。这就是现实,包括现实的教育,上课者常上表演的课,听课者常说表演的话,专家常说含糊的话,圆通的话,语文教学,不仅语文教学,就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光景。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塑料花”满铺的田园里,一株偷偷从暗处生长出来的茅草,便会让人们感到另类和怪异了。


       于是在我可以做主的现场,或者我可以讲话的情境,总是主张或者倡议在小环境里,说真话,行真事,做真人。我以为连教育,连体现人文的语文教育都不讲真话了,语文人都不做真人了,这个教育,不,这个民族,还能平安无事吗?


       假如我们教育的内部从上至下营构一个讲真话、做真事、不弄虚作假的原生态环境,领导对校长讲真话,教师对学生讲真话,学生对父母和社会讲真话,是否可以逐渐地产生影响、辐射和扩展,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科学和和谐起来呢?


       有人说,教育现在是软柿子,学校是个百宝箱,谁都可以伸手,说都可以拿捏,我们能做到吗?我的理解是,教育应该是上层建筑,本来很厉害的,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搞教育还是不搞教育的,都忘了教育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引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前行和发展的方向。我们很多所谓的研究者都只是强调教育为市场服务、提供产品的一面,自然就只能如此了。


       只要回头60年到80年,看看当时的学者、专家包括最低级的私塾先生在社会上的受尊重、崇敬的镜头,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大概都该汗颜!


       教育和学校都需要找到自己,自己的定位和价值,自己的骨骼和坚守,自己的内涵和形象,如此,自信生,则雄起可待,未来可期矣!


      讲真话,从讲真话做起,可能是一个契机,一个出发点。

没什么“门脸”的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远吗?我就问孩子。孩子告诉我,同属于新泽西州,大概1小时路程。我说,一定要去看看。孩子说,早知道你的心思,我们计划就是这两天休整,周末去普林斯顿大学。


说话间就到了周末。前往普林斯顿的的旅途是欢快的。虽然是深冬,高大的树木一律脱卸了他们春夏时“横溢才华”的盛装,但其挺拔的树干、疏朗的树枝和其一律青灰的色调,在尽管刺目却依然无力的阳光下,显示出常绿乔木和人工修剪的灌木完全不同的风格:深沉,崇高,悠远,像成熟、稳重、志存高远却又绝不炫耀张扬的中年男子。隐现在森林中的是一幢又一幢格调各异、几乎都那么小巧玲珑的民居。随意、整洁、参差、有型,显示着主人们的殷实和富足,高雅和自信。


也就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心里有着朝圣的激动,想象着这样一所世界名校的外观和内蕴,形象和文化,不自觉地还用心勾画着不同版本的形象。


一直专注开车的孩子看坐在前排的我有点定神,提醒我注意车外的景象变化。我发现,树木越发密集而且高大,显示出特有的古老和沧桑,在冬日的阳光下,零星坐落在树丛中的民居建筑越发古老、豪华和典雅。它们或造型奇特,或班驳陆离;有的一幢建筑占据了数十上百亩地,背倚高大树木荟萃的森林和绵延起伏的群山,门对一望无际、绿茵如波的草地。不时会看到主建筑旁边的游泳池、网球场,车库中停放的或朴素或豪华的游船。


儿子告诉我,这已经是普林斯顿镇,这是新泽西一带最好的区域,也是富人聚集的地方。这里还居住着不少华裔。


我们绕了两个街区,终于停好车子。步行到一个街角,孩子说,普林斯顿大学到了。


眼前是一座座高大古老建筑,汇聚成一个建筑的博览馆,透过巨大的落叶乔木稀疏的枝条,如画般铺排在我们面前。惊叹之后,我们几乎是忘我地扑将进去。


孩子说,这些形态各异、高大巍峨、沉稳持重的建筑,历史一般在200年左右。它们或圆拱,或尖顶,墙壁很多是嶙峋的花岗岩砌就,大多藤蔓缠身。在高大乔木的掩映下,越发显示它的古老、沧桑,越发显出它的高贵、神圣。200余年了,这些建筑以它的厚重、敦实,积淀下爱因斯坦们的智慧,积淀下诺贝尔奖的内蕴,也积淀下整个普林斯顿“为了给国家服务”的平实而崇高的教育文化。


我们在校园中漫步,用惊叹和照片,表达我们对这样一座世界一流名校的羡慕和崇敬。儿子所在的新泽西州立普林斯顿同龄的大学。据史载,建校之初,两校曾经有过一场比赛,新泽西还就赢了普林斯顿,为此,普林斯顿人一直引以为大憾,据说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并且还真的就报成了此“仇”。但两所学校整体实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些,儿子对拍照有些勉强,他的想法是,任何一个学生站在普林斯顿的校园,站在他的建筑旁边,站在它的每一棵树的下面,应该感到渺小,生发崇敬,进而至于内责而自励。我听罢深感欣慰。


穿行在古老的建筑和参天苍老的大树丛中,我们在惊叹之余,更多思索,这样的大学,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出现?深问下去,有出现的可能吗?其路径又在哪里?


当我们思考并前行的时候,孩子忽然说,我们已经走出校园了。但实际上,所谓走出,就是因为我们到了该镇居民的生活区、商业区,而两者之间除了简易的铁栅栏和一条不宽的道路的阻隔,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忽然,我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禁问孩子:刚才我们是怎么走进校园的?普林斯顿的校门在哪儿呢?你看,刚才太激动了,怎么进门的都不知道了?我们总该在大门口留一个影吧?孩子说,有啊;我说,在哪?孩子说,就是刚才进来的地方啊!我说怎么可能,孩子说,不信我们再去看看!原来,我们的车实际就停在大门对面的小道上。


那是怎样的门呢?四根简易的立柱——用水泥和石块浇铸而成,组成一中两侧的校门结构,上方没有横楣;门呢,是纯粹的铁栅,似乎抵抗不了什么冲撞,就是“五先生”陶渊明所谓“虽设而常开”的的一类。


算一下其造价,无论用美元还是我们人民币的思维,都应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了。


太不相称了!这是我的第一心声。在我的国家,纵使是一所小学、幼儿园也不至于弄得如此寒碜!不是“人人要脸,树树要皮”吗?怎么可以如此不在意自己的“门脸”呢?


跑多了国外的学校,接触了较多的外国学者和文化,才越来越发现“门脸文化”、要面子思想、形象工程,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财富难以积累的原因之一。不说别的,只取极端的例子,在中国,哪怕是满校尽是“危房”的学校,其门脸很少有经不住看的。


内涵的、实质的、顶用的、求真的教育,何时能成为中国学校的常态呢?

在大学寻找围墙

     2009年春节,我到孩子读书的美国生活了一月。区间在纽约和华盛顿一带,居住在新泽西州立大学。所见所闻,当然会有所感想感慨。因为江苏教育报的邀约,零星记下其间的片断,也算不虚此行。


深夜来到孩子学校的公寓,因为在车上,也因为长途飞机的劳顿,根本不知道是如何走进房间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外出跑步。地面,积雪正厚,天空,朝霞鲜艳,气象似乎正在转暖。渐渐,太阳升起,阳光异常刺眼。我沿着校内公路不知方向地乱跑,很想找到学校的围墙。到处是草坪,到处是森林,到处是公路,到处是停车场,相反,建筑倒是稀稀落落,不成气候。与国内大学的概念完全不同,建筑一般不高,三五层而已,大多色彩朴素,甚至有点单调。晨风凛冽,刺脸冻手,跑过千米,才有些许热气。沿途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车辆驶过,有些是校车。旁边有一条稍宽些的公路,各种车辆穿梭,十分快速。是一条干道,我想。看着这些,不禁令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在一所比较著名的大学校园。


一直没有围墙的踪影,无论如何,也一直未曾找到校门和类似校门的建筑。


倒是不断地看到并走进村庄,看到古树参天、一望无际的森林。


一个多小时后回到家,问孩子才知道,我见的那一段相当繁忙热闹的公路是一条在校园边际插过的高速公路;学校本就没有什么围墙,故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校门;孩子还说,这么大的面积,这围墙如何造法?这所学校仅布朗校区一地大概就有数千亩土地,加上在纽瓦克和肯顿的两个校区,实在有上万亩,学生有五万人,这个学校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全美最早兴建的第八所大学。当年曾经与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几乎齐名,曾经是耶鲁的姊妹学校,历史均在330年左右。


大学没有围墙,令人不可思议。


几天的观察,我逐渐弄清楚了该学校的整体面貌。以孩子租住的公寓为出发点,向北是一片巨大的草坪广场,广场的边际就是高速公路,路北就是毗连着的一个接一个的村子。向西,由一条冰雪覆盖却仍然听到流水潺潺的小河隔开着的,是另一片村庄,村子的南部,紧挨着校园的是十分茂密的森林,应该是比较原始的森林。一直往南边去,要沿着西边的公路走好几公里,才似乎看到学校最南面的边界,因为那同样是一条十分繁忙的高速公路;奇怪的是,看似处在校园范围内的这一个南片,几乎没有什么学校的建筑设施,只有高低起伏的草原、大片的森林、明镜般的湖面,而在这如画般的原野的边际,在森林里,却又隐现、出没着许许多多的别墅人家。东部呢,可惜太过遥远,只有一次,孩子上晚课,顺车带我们去看他上课的系科,一会儿校内公路,一会儿校外公路,七拐八弯,蒙头转向,终于没能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月下来,就是未能搞清东部的边界。


只要有空的时候,我总会和孩子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安全。这样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安全吗?孩子回答得直率简单,你只要看看邮差递送邮件的方式就知道了。孩子经常网上购物,因为经常不在“家”,邮差总是把邮包——或者是一块手表、一架相机,也或者是一台电脑甚至其他更为贵重的东西,直接丢在公寓的大门外,不止一次,我们就是在晚上回来时在大门外的地上“拣”回属于自己的邮件的。而这一公寓与外界没有一点阻隔,而且管理上,根本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摄像监控系统。


那么,这样的缺少边界,没有围墙,与周边的“邻里”——或者个体,或者单位,会不会产生纠纷呢?


从来没有,反正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孩子说,你这是用我们国内学校的经验来观照美国人了。只要到附近的村子走走就会发现,幢幢别墅之间很少有人家用什么围墙和栅栏隔开的,自家的草坪也就是人家的草坪,“美好”是真的与人分享或者说是共享的。而且这是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我们的那种方式、那样的纠纷在这里是不可想象的,它没有产生的“土壤”。


交流多了,或许是感到好奇,或许是因为厌烦,孩子就会反问我,你的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学校、教育一定需要围墙呢?你这是不是一种关于教育的“围墙思维”呢?


围墙思维?我愣住了。


是啊,学校围墙之有无,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尽管这跟社会现实、文化背景和公民整体素质都有关系,但实际也暴露出不同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学校不过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是大多数人生活必经的一个场所,本不应游离社会生活而“孤独”地存在。我们总是争论着究竟教育即生活,还是生活即教育;我们还喜欢咬嚼是“行而知之”,还是“知而行之”;我们总是责问着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我们高喊素质教育已经很多很多年;我们对“公平教育”概念的阐发已然细致入微;我们甚至在课程改革的方案和计划中赫然列出“地方课程”,增设“社会实践活动”课程,各学科都突出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模块……但是我们的学校困局,我们的教育问题,该存在的还继续存在,该发生的还是不断发生,比如从幼儿园就开始的优劣巨差,从小学就已起步的“甚嚣尘上”应试,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是学校围墙的问题,还是如我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的人们的思维的问题?而这种围墙思维以及表现为围墙的坚硬的壁垒,在我们的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渐进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教育和生活阶段中始终如影随形,似乎与生俱来,是不是也会集腋成裘、约定俗成为同样的甚至有所超越的“新围墙思维”呢?显然这与新思维、与创新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肯定是南辕北辙的。


如果是,这些围墙又如何推倒呢?


 


 

也是说的“人文性”

连续多天在外,先是一所名为外国语的初中学校,听了语文、数学、英语课,然后是所谓的专家交流,我属于特邀外请,只能就课而说到这所学校正在力推动一种教学模式。接着到苏州的宝带实验小学,参加江苏省课堂教学研究中心小学联盟的成立会议。中心是省教育学会的内设机构,我兼了主任。小学联盟是继2009年9月成立的初中联盟之后的又一工作实体。听了该校最近刚退任的郭校长关于该校文化建设方面成果和经验的介绍,很受鼓舞。很多观点与我最近出版的《今天如何做校长》一书很是接近。郭校长是一位有个性、作为和建树的校长,学校文化从形到神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接着一站是在无锡宜兴实验学校,是课堂教学研究中心初中联盟学校校长工作会议。工作的具体安排暂且不论。其中的一个环节是该校课堂教学模式研讨。听罢几节课以后,参与活动的老师和校长互动对话。讨论最多的是语文课堂。这个学校的课堂朴实无华,正如其校长王俊同志。在这样一位专注课堂研究的校长引领下,坚守课堂阵地,一群探索者围绕陈述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这两类结构的知识,探求教学的思路和策略。实实在在地教会孩子用最简的方法和最快的时间学会学习,获取知识,形成能力,让人不禁想到多少年之前江苏省的教育厅长首倡的“双基”。我个人竭力支持并力挺这样一种教学,以为它是解放教师和学生的好法宝。在课堂和课改如此“落魄”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


“三维目标”是课改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维”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因为比较上位和亮丽,自一诞生,立即成为新宠,瞬间成为会作文和吹嘘人的言之“必须”。但我以为,三维目标应该是学科整体教育教学乃至学校教育的阶段性追求,而不是某学科和某节课的追求。要求每一学科、每一课堂都得瞄准这样的“目标”和“维度”是很狭隘和荒唐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因为此,特别是语文教学才变得而今如此这般的不堪目睹和言说。该校许多老师从这样的改革实践中逐渐尝到了甜头,语文教学尤其获益很多。听过他们的课,有很多感慨,于是参与他们的讨论,我和他们真的是各有所获,每每开心许多,觉得语文老师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本次讨论中,几位校长谈到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儿”的问题,还有不少人提到“泛人文化”的问题。一位老师以孔子为例,说明“泛人文化”的有理,认为语文就应该是涵盖一切,包打天下的。他说:孔子的教育,不就是这样吗?你能否定孔子吗?这话很硬,拖出孔子说话,前有于丹的一家妄言的“普及”,后有国家层面的高调宣示的几乎如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孔子学院”的“豪光”,似乎无人敢于接茬辩之。我听罢,心里明白,此话不是该校长和老师的观点,也是从别人的扁担头上“套来”。后来他如实言之,乃是看了某一位有名气的什么人说的。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也好像从什么地方看过。实际上,这几年来,把语文不当语文,不当学科,自毁语文和语文教学,将语文老师逼向悬崖要求语文老师通天地、鬼神直至变成神汉巫婆的人不在少数,将一个文本撕扯得鲜血淋漓还要将基本的无知令学生和他人视作真理的人也偶有出现。主张“泛语文”,片面追求略有点玄虚的“语文味儿”的,已经算是善良的,因为毕竟有一个“人文性”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一个标准的核心内容在那儿罩着。


但是,我要说的是,孔先生虽然是圣人,大教育家,是我们教师的鼻祖。但他恰恰不是教语文的。他倒真正是借助语文这个工具做着传经布道的工作,那“经”和“道”就是儒家哲学。他的课,彻头彻尾的是思想政治课。与我们今天的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育阶段的思想品德应该是基本一致的。用孔子这一面大旗为语文的“泛人文”张本,恰恰不是在证明“泛人文”的正确,倒是在扎扎实实地否定着“泛人文”,描述着今天语文社会化、思想化、政治化的荒唐。


 

仁智师,山水风

初知初识家乡走出去的名人


知道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在镇江市某一所中学的一个非常简陋的礼堂里,可能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小型的研讨会。研讨的内容似乎是一套实验教材课堂教学问题。上的什么课,上课老师讲了什么,都已经记不大清楚。只知道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皮肤微黑的中年人走上讲台,阐述了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并对正在镇江部分学校实验的教材做了一些介绍和说明,似乎也对两节实验课进行了正面的评价。


这时,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他就是实验教材的主编,他就是洪宗礼先生。稍一打问,还知道先生是我们镇江人。


当时,我刚刚踏入语文教学门径,还并不知晓语文教学究竟是怎么一会事,语文教材编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事;敢于这样做,并且已经做到能拿出教材让人来实验,一定是十分了不得的;先生一定是一个语文教学领域的杰出者。而且尤为让我心里自得的,他是从镇江走出去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就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学而言,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雄竞起、中原逐鹿的时代。语文教学可以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20余年的教学经历之后,再回首,依然感到那是自己教育教学生涯中最纯粹、最热衷、最投入也是最愉悦幸福的岁月。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年轻而言,追星、求教、拼命地阅读、模仿、移植甚至照搬照抄以为我之所用,几乎成了我们业余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时候,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的青年语文教师,知道、了解洪先生的应该是很少很少的。而且,似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江苏自己的语文教学名家、我们自己的偶像在哪里?像我的老乡——先生这样的杰出者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不会想,更不会去问,这是我们脑子里天生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忽视或者嫉妒身边的人事的愚陋蠢笨的文化遗存在作祟。


后来我从初级中学的教学调入了高中,对初中语文教学包括教材的关顾、了解则越来越少,渐渐地,兴趣也越来越淡。


这一疏忽就是近十余年的光阴。


崇敬崇拜从看了先生的著作开始


大概到了90年代初,我有机会参加江苏教育出版社某些出版项目的策划和编写。在出版社文科编辑室里,浏览其那些年出版的样书,翻看其出版品种的目录,才忽然发现先生不仅没有在语文教学及其研究特别是教材建设的领域销声匿迹,而且在别人的不知不觉之中,在别人的忙于各种各样无聊的、投机的、炒作的行径之时,定性潜心,屏气凝神,宁静淡泊如苦行僧一样,做出了一系列常人所不敢想、无法为的事。一套又一套、一版又一版反复不断修订、打磨的初中语文教材足以说明一切问题。这在除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之外是没有第二家,没有第二人的。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艘“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航空母舰”,不要说先生一个人,就是全国任何一个出版单位,也难以与之分庭抗礼甚至相比于十一。而先生以一人之力,挑战权威和传统,且竟然有所成、有大成,这是一个奇迹。


特别是当我翻阅江苏教育出版社社出版的《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思想录》,在“语文卷”目录中,赫然看到先生的尊名,而且是江苏独一无二的一人时,我心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是呀,当年,先生说自己为镇江人民增了光,而今天,正是他,不仅为镇江,而且为江苏人民、为江苏的如我辈的语文教师增了光,没有他,作为教育大省尤其是国内语文教育传统最为优秀、资源最为丰厚的“首善之区”的江苏,其当代语文教学在全国还有什么地位和名气。我细细读罢集中体现他“思想”的那一篇文章,越发感动和钦服。。


与之同时并从此以后,一种拜识、求教、学先生的欲望、情感,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愈加潜滋暗长起来。特别是当我通过自身的教学及其研究,认识到教材建设在语文教学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我这种心情便显得越来越迫切。


但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与一二人对面尚可,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名人,我可能大气不敢喘,一言也不敢发。1992年,省教育厅在南通召开江苏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座谈会,我作为镇江大市中学界的唯一代表,有幸参加。讨论时,我和洪先生分在一个组,几乎与之零距离,竟也没有勇气当面向他请教,令人不由想到“好龙”叶公之举。后来会间,我们江苏语文界当时比较年轻、活跃的几个同仁,不断沟通、交流,打算效仿某些发达地区的做法,策划成立江苏省青年教师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以改变中语会班子成员年龄老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的现状。为此,我和另外几个同仁便一起去拜访先生,先生听罢我们的意图,非常赞成,并愿意提供从人力到物力的支持。看大家与他聊的那么投合,我却只有干听、干笑,自始至终,竟不敢也真的未曾向先生请教一句。


你说荒唐不荒唐?


涟水会议上先生关注我的“表演”


与先生的直接请教、学习、交流,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


当年的秋天,省教研室在涟水召开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研讨会。其时,我们江苏的八位青年教师代表正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教育部举办的首届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得知省里要在涟水开会的消息,我们向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朱芒芒先生请求,让我们八人参加这一会议,并以“专家”的身份担任所开各节课的评课任务。


本次活动的收获是莫大的。而其中最最重要的收获,则在于有机会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得到他无私的提醒、指导和教诲。


我当时主持初中四节课的评点。其中我主评一节,并总评四节。这四节课都是依据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洪氏教材而设计并实施教学的,所以先生高度关注,早早便赶到会场。我看到他,颇觉突然,只知道他要到大会来做报告,没想到要亲自来听课并听我们的评课。我向前向他问好,并紧忙把我们一行在国家级培训班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并请他对我们即将进行的所谓评课多多批评,多多帮助。谁知他“开篇”便说:“小严,你很不错的,你的一些文章我是看过的,很有功底,很有思想,你们真是前途无量啊!我们当初哪有你们现在的条件和机会,真羡慕你们!你和你们几个人的情况,我早知道了。你们的老师巢宗祺和方智范先生在我面前也经常提起。你们学得很出色。今天的课,你们放心大胆,随心所欲,该怎样说,就怎样说,没有任何关系。”


几句话一说,我们开始时的紧张和压力,立即烟消云散,我先生的距离随之缩短了许多。


下午的评课与我预计估量和要求的,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会场上对个别“专家”的点评,表现出一些不满。我很着急。看先生,却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没有丝毫的分心和责怪。


我心怀忐忑,在主持人的热情洋溢的善意“夸张”的介绍中走上主席台。我坐下来,满场肃然。所以如此,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活动的评课部分是我提议、策划和组织的,现在弄得并不很圆满,看你怎么说?另外,一部分人偶尔读我写的文字,今天倒要看看其文与其人比,究竟是“驴子”是“马”?关键是,这最后出场的,是否还真的有两把刷子?


我静静的也是轻轻的讲了几层意思:一是今天我们来评课的,不是什么专家,而是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只是因为国家级培训的缘故,我们有了一个所谓的“骨干教师”的头衔。实际水平如何,刚才一听开言,就已经知晓其半斤八两了。要讲我们江苏的专家,可能语文界公认的也就以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中老年名师、特级教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和在座的各位一起,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学习。我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虔诚的态度,借着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来向老一辈、向大家学习的。


二是就其中的一节课以及四节课的总体情况做了分析评价。我的评析,力争平和、沉稳、不言则已,言之则一针见血,到位到底。


三是对四篇课文所代表的先生的教材,教材的体系及相关的编写意图,进行了就我所能了解、把握的内容而做了概要性剖析。


我在诚惶诚恐中结束了发言,但满场的热烈的掌声,给了我充分的自信和感动。而接下来先生对我和我们大家评课、发言所作的热诚、高度的评价,让我和我们一行激动不已,感怀终身。


十分遗憾的是,先生以下所言有关教材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晰了。因为我和大家都沉浸在被先生肯定、鼓励的巨大喜悦中,会间所听到的风言风语,这时已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尤为让我兴奋的是,先生在晚宴上很认真地对我说,回去后,他要送我一套中外母语比较研究的专著给我;而且要找机会邀我参加他的教材编写组。


我听了自是大喜过望。万万没想到,这次活动带给我的有这许多比“主产品”还要高级高档不知多少倍的“副产品”。


当然,激动归激动,我心里还是很有数,我姓什么,我最清楚;我有多少分量,我也最知底。而且先生酒桌上所作承诺,毕竟是在酒桌上,尽先生并不喝酒,我所以也并没有把这些许诺很当回事放在心上,只要有显示在大会上给我们的“定评”就足够了。


但令我颇为吃惊的是,从涟水回扬中不几天,我就真的收到了先生寄来的一套六七种有关中外母语比较研究的专著。内容异常丰富,理据十分翔实,资料少有的齐全,连装帧和封面设计都很精良,令人爱不释手。我不禁大受感动。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竟如此关顾,如此器重,如此信守承诺,我何德何能,享受此等殊荣,这种恩德我何以为报呢?


先生光荣“收编”


接着,便顺理成章地,我有幸参加了先生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组。先是旧教材的最后一轮修改,后来,则是新教材,也即国家课程标准教材的策划、启动和具体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先生还多次向我咨询省内外仍在一线教书的中青年语文特级教师的情况,我在如实陈述的同时,也多次推举一批中学语文界的青年才俊。我承担的新教材全新版块“综合实践活动”,其从内容到形式,均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和激赏。从2002年开始,我还被先生力邀,参加他的教材专家宣讲团,赴全国各实验区,进行新课程、新教材的宣传和培训。这一经历,更让我见识了先生教材、先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巨大影响力。


先生在当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显见的。


在参编洪氏教材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一说。


那是我接受了某一个出版部门的一个项目、要我主编关于洪氏教材的配套辅导用书之后不久,我与先生通了电话,言明要来泰州拜望先生,他听后非常高兴,只是提出时间上要作些调整,理由是我想去的那一日,他正要为新教材的开印终审定稿。我说,你不必当回事,我来见先生一下面,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他说这不行的呀,第一次来,我总归要安排一下的。我在电话中,又不经意地提了一个要求,想请他将最新改定的教材清样复印给我一份。他说,没什么问题,你来了再说罢。


实际上,我此行的主要动机就是后面所说的内容。这在版权人、出版社来讲,是非常高度的机密,外泄,是坚决不允许的。我说话时底气就不足,说后就有点后悔,待先生“来后再说”出口,我就担心弄得不好,要露馅,出洋相。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做得不够厚道,明明是一种“堡垒从内部夺取”的“叛变”之举啊!


但待我到了泰州,见了先生,一应的寒暄之后,他极为认真地跟我交流了关于他教材的修订情况,特别是告诉我他教材编写组阵容的强大:从大学的著名教授、杰出博士,到教科、教研部门的专家,从全国资深的名头很响语文特级教师到像我这样年轻的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普老师。大家精诚团结,心想一处,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的语文教育,为我们的一线语老师,为我们的孩子,奉献一套实用、好教、好学的教材。他还告诉我,我们江苏特别是泰州一批老教师、老朋友与之并肩作战、休戚与共,奋斗了20余年。真正是苦难的历程啊!这我知道,先生以教材编写为载体,旗下集中了大量的优秀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任劳任怨,不计得失报酬,也从未听说有什么利益纷争,在全国同行业中,实在难寻对手。而且,参与先生教材编写的人员中,据我所知,先后因此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的有数十人之多。


我常常想,应该设立一个相关级别的研究机构,专门对先生以及以其为中心的这一群体、这一现象,开展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研究,于中应该也必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这对我们的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研究,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一次跟先生就教材的事直接交流,我很快被其投入的激情所感染,没有什么生分和拘束。接过先生的话题我则从一个高中教师的角度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他听得相当仔细。对我参编的那一部分的初稿,特别做了详细的分析,表扬肯定远远多于意见和建议;并在最后竭诚邀请我加盟他的教材宣讲团。临离开办公室时,他慢慢从另一台子上拿出一个大大的纸袋,对我说:你要的清样在这儿,人说“先睹为快”,你可是除我之外得到的第一人。


我立时惊得目瞪口呆。实际上,在来的路上,我已暗暗跟自己说,这件事,如今天先生不提起,我一定假装着把它忘了,等于从来就没这回事。而先生是自己主动提及,并且早早就准备好了。这叫我如何说是好呢?


而且自始至终,先生未曾问及以此何用,也未曾警告说不可以此何用。但先生何等人物,对此焉能不明察秋毫?而不忍言之,这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和海量的宽容。


我想到当年范仲淹诗评严子陵的句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堪当此评!


说话间,就到了2002年,先生的新教材得到了国家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在送审的多种教材中,出类拔萃,在全国范围内辐射面越来越广。这期间,我不断得到先生打来报捷的电话,或是教材审查委员们对他教材的创意予以了高度评价,或是教材又在某一个省份又拓展了几个点,或是那一处的教材推介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每次都兴高采烈,象一个母亲十月怀胎分娩后看着小孩那样开心和激动。


我当然也为先生也是为自己高兴。不管怎么样,其中毕竟也有我的一份努力和汗水。接着我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教材宣讲团,随团在暑假跑到全国的洪氏教材点上讲新课程,讲新教材,讲新理念,讲新方法,所到之处,感触多多,收获多多。自己的教学及其研究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磨练,得到长足的发展。而自信,这一我一直最为欠缺的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培养。


记得2002年暑假,我随一个阵容庞大的团队赴四川的西昌。说“庞大”,是因为组成人员有:全国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省教育厅教科院的领导专家、资深的特级教师。我在其中,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儿童团员。一路之上,我连话都不敢大声言说,有点“林黛玉进贾府”的谨慎和畏惧。正是在这样的高压和忍受中,我为不辜负先生的信任和重托,认真备课,反复操练,精心设计讲稿,结果在评课和讲座中,获得满堂喝彩。当我回到家不久,先生的电话到了。他在感谢我的辛苦的同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满意之情,说:“你讲得很好,是这批人中讲得最好的之一,他们对你的评价非常高啊!”


 


先生为我主编的《绿色阅读》写序


去年,我应某出版发行集团的约请,编写一套“绿色阅读丛书”。完稿交付时,出版方忽然提出,要我自己请求这方面的名家为此书写个序。我一向对这种做派持保留意见,所以大凡出书,一般坚决不“拉大旗以做虎皮”。最多自己写一个自介性的说明文字。


这一次倒是一个例外。出版方对此非常看重,而且追逼甚紧,似乎是在观察和考验我的能耐、影响力和知名度。我也自信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当我进入具体操作层面,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先是请我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这是我以为最十拿九稳的,结果他以教育部给他的指令和规定为由,十分遗憾地回绝了;接着我求救于省厅的一位专家领导,他开始答应,后来忽然来电告知,因他自己主持的一个与我同类的出版项目的缘故,很难从命。我被逼到墙角,终于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而此时,离答应交序的时间只有四五天了。万般无奈之际,我拨通了洪先生的电话。


不请先生写序,我是有道理的。一来先生一向不为此雕虫小技。迄今为止,我就几乎未曾看到他为之作序的出版物。我早就风闻许多人为此吃闭门羹的故事。二来先生如此忙碌,身体健康状况也不是最佳,实在不忍心以此相烦。三来先生本身的教材就有配套的课外读本,本省的相关级机构再出这类书,我这不是分取先生之杯中之食!这一来,请先生作序,这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当我在电话中说明了具体的请求内容和相关的要求,先生竟未曾断然拒绝,而是说:“小严啊,不管怎么说,你的要求,我还是要考虑的。但我还不能立即给你答复。这样吧,你先把有关的材料电传给我,让我看了之后再说。不过,我告诉你,假如要写的话,这好象是我写的第二个序吧。”


我在惶恐中渡过两日,宛若两年。


但事情出乎意料地顺畅。我记得那一天的上午,我正在一个名为五条街的小学参加一个调研或者是课题活动。先生的电话到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是祸还是福,是接受还是婉拒。但电话一通,我多天的担心解除了。实际上,先生已经写好了我所要求的“序”,并且就在电话中,情不自禁地将全部内容通读一遍,并很认真地说要征求我的意见,看我是否满意。我愣着半天,不知说什么是好。先生的“序”,对我所编读物的精髓,抓得极为准确到位,甚至理解上,还超越了我原先的设计和理解;对我个人的评价更是不惜表扬鼓励,令我激动和背脊冒汗。试摘引其中的两段:


 


……鉴于此,我以为,丛书这种“精而巧”、“实且活”的结构和设计,恰恰体现了人们所要追求的“纯真美”、“简单美”、“朴素美”。有意于品赏“绿”味、“真”情、“简”美的同学,读读这本书,你就会走进编者(而不是上帝)为你构建的伊甸园,是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丛书为把读者引入阅读主体控制状态,没有举办大型宴会,让八至十人同桌共餐,而是设了一个米饭面条、美味佳肴、饮料水果齐全的丰盛的自助餐大厅。在厅里,你可以自取刀叉盆碗,自选你最喜欢、最可口的食品。这就是阅读这套书应采用的、充分体现现代理念的自主性、选择性的阅读方式。可以说,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读书的最佳方式。


我一般不写序,也不擅长写序,因为华银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中青年专家,是我在中青年同仁中多年的“相知”、“挚友”,又钦敬他的为人为学以及锐意改革的精神,而评者都是全国著名、知名的中青年特级教师,实在不好推诿,就在冗务繁忙之中匆匆写了以上几段话,权充作序,甚觉汗颜。


 


是的,这一个序,对我真是太重要了,他代表和意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任何人都能想象我当时的那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试着走进先生的内心


2003年暑中,我被调至镇江市教研室工作。


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我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新来乍到一地,万事开头,不敢懈怠,所以一直未能有暇去看望先生,一直未能再次有机会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但有时候我又想,“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固然是一种理想的高境界,而心心相印,心向往之,情牵系之,意感应之,这不也是一种感化,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陶冶!


比如,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普天之下,语文教育领域的芸芸众生中,学历比先生高者有之,地域比先生优越者有之,环境比先生绝佳者亦有之,交际活动能力比先生强者更有之,为什么只有在泰州,出了一个先生呢?这很值得我们思索和探究。


(一年之后,审读文稿至此,不禁感慨系之。原来有此疑惑者,又不仅是我一人。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与江苏出版集团的先生一起座谈,提及先生的教材。他因为主管发行之职,接触洪氏教材机会较多,尤其是走南闯北,获得的这方面的评价信息也较丰富。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北京海淀区教育主管部门最先运用科学的决策机制来遴选教材,在反复的论证和多轮的角逐后,最终洪氏教材胜出,迄今已经延续几年了。该区是现下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皇城根下,又是教育部所辖、全国最权威、名头最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势力所当然覆盖的范围。但偏偏被先生的教材破了惯例,占了先机,抢了镜头和风头。不独人民教育出版社不服,海淀区的不少教育专家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也非常不解。于是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考察团,在江苏出版集团和该教材出版社的力邀之下,亲临洪氏所在的泰州考察,时间虽然不长,与洪氏交流也不很多。但他们的难解和疑惑之处很多,最难解的便是那一个一直存于心间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外部因素去寻找,是很可以挖掘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先生工作一开始就是到泰州中学,一干就是40余年。泰州是一片古老而青春焕发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经一路走过无数泰山北斗般的英雄豪杰。“这里是施耐庵、柳敬亭、郑板桥、梅兰芳等文化名人的故里,岳飞、范仲淹以及晏殊、孔尚任、李汝珍、林则徐、齐白石等也曾在这里生活或履任,真可谓地灵人杰,英才辈出。”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两位教育名人。一是宋代的胡瑗,一是明代的王艮。


迄今依然坐落在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园内的“安定书院”,是对南宋大学士胡瑗教育贡献的最好记载。胡瑗,字翼之,生于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 ,世居陕西安定堡,因其祖父胡修已在泰州为官,遂举家南迁。然桑梓情挚,自号“安定”;他自幼聪明好学,通晓五经,又曾在泰山等地游历苦读,终成饱学之士。30岁回泰州,在城内经武祠设馆讲学。曾多次获苏州郡守范仲淹延聘和推荐,曾应昭为仁宗皇帝讲释《周易》。后一直为朝廷所重,历任官职多种。在20多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先后在泰州8年,湖州13年,开创了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苏湖教法”。其精义,在提出教育必须明体达用,经实并重,实行“经义”和“治事”分斋教学。像范仲淹、欧阳修等这样的名门望族,都将子弟送其培养。胡瑗一生著述颇丰,计有《易传》、《论语说》、《尚书会解》、《洪范口义》、《武学规矩》等百余卷,基于他的杰出建树和巨大影响,生前身后,备受尊崇“宋神宗称之为‘真先生’:范仲淹誉之为‘孔门衣钵,苏湖领袖’;司马光颂之为‘苏湖之教,造士有术’;清乾隆皇帝巡游泰山,在题诗中也以“报来尺素见平安,投涧传称人所难”,盛赞他当年在泰山专心致志,十年苦读,接家书见“平安”二字即不展读而投于山涧的发愤精神。其地位之超迈与流芬之深远,可以想见。


王艮是历史上相当著名的“泰州学派”的首创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在王说“致良知”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常有名的“百姓日常生活即道”的理论。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灶户(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7岁“受书乡塾”,至11岁因家贫辍学,随父兄参加劳动。王艮一生经历相当曲折,当过灶丁,经过商,也行过医,但这些均非其最终抱负。他25岁时经商至山东,曾谒孔庙而发感叹:“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此,“奋然有任道之志”,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典籍。他投拜王阳明,几经反复,最终为王所认同并钦服,王曾对其他学生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君不及也。”


王艮是个有气骨的人,是真英雄,他的一代代学生均表现出崇高的气节。像徐樾“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徐樾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以后还有何心隐、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李贽赞王艮“骨刚气和,性灵朗彻”,并感慨道:“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进于道。”


两位古代教育家的经历、精神、学养、学术上的贡献特别是教育思想所积淀起来的教育文化和教育传统,不能不对生活工作于斯并数十年执著于语文教育及研究的先生以熏陶渐染。


泰州确实是一片极富文化底蕴和潜能的热土。从安定书院到泰州学派,从泰州中学到胡锦涛。既然历史悠久的泰州中学可以走出如此杰出的古代教育大家和政治领袖,那就同样也完全应该诞生像先生这样的顶级的语文教育家、中国教育家。


但这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即使当天时、地利等客观的一切“万事俱备”,如果没有当事人自身的品格和思想凝聚的魅力以及由此集聚的人气和“人和”,那可能任何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和关键的,恰恰不是环境和外因,而是在先生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细细挖掘、慢慢品味的特质。


先生的特质之一是,勤苦坚韧,执着追求。


先生的刻苦求学治学在圈内是交口称誉的。他那个年代读书,到今天能够如此与时俱进,很前瞻地适应新课程的要求、编写出这样优秀的教材,就能说明很多的问题。走进他的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所,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你就是置身在一个巨大的书库中,仿佛就是不知不觉地泛舟在书的海洋中。一个近70岁的老人,数十年如一日,当年在任时,还得在处理好日常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后再来费心劳神教材的事;等到退休之后,又要抵御身体多病带来的无限烦苦,而竟然把“蛋糕”做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好,这需要付出多少辛劳!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特别是在他萌生编写教材的意图乃至编写出教材最初的“脚本”,同行中冷嘲热讽者有之,外校中拒斥抵制者有之,即使当教材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档次和规模,各地包括本地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反对、阻挠或明里暗里“回避”者亦有之。文章前面部分我曾提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叶,省教育厅在南通召开一个语文教学改革的座谈会,我清楚地记得会上省教委某位副主任在听了先生的教材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成果介绍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代表了我们江苏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最高成就,是我们江苏教育的光荣和骄傲,并当即表态,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研究,考虑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在本省范围内,大力推广并力争在较短的时间里全面铺开这一教材。许多语文老专家在讨论时都为此而异常激动,先生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这已成定局。先生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这是怎样一件快慰当前的事啊!


但事实是,这一天就是迟迟没有到来。后来的消息是,由于上上下下这样那样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当然包括体制的和利益的,教委领导的原先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倡议和计划终于流产。


于洪先生的教材建设的决心和信念有无损害呢?这当然应该是有影响呢的。但这许多年来,他收受的白眼还少吗?他遭受的侵害还少吗?而这无论如何都无法也从来没有能够丝毫阻挡他走自己的路的坚定步伐。相反,这倒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一种动力,促使、鞭策先生把这一块乃至数块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完美。


他不避困难,不辞劳苦;不厌思考,不断研究;不知休止,不停脚步。每见先生,我总是想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分明“先生之谓也”!


这,乃是一般人、常人所无法想象也难以做到的。


二是笃学明志,为了理想的事业在所不辞。


在我跟先生学习、请教和交流的过程中,总感到先生身上有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非常明显的特征,认准一个目标,围绕一个中心,矢志不渝。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跟你讨论问题,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非得谈读书,谈新课程,谈阅读,谈选文,谈教材,谈教材的思想,谈教材的体例调整,谈教材的推广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反馈意见。他的事业的全部,他的宏大的理想,就是要为我国的语文教材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就是要编写出既继承我国语文教育传统、体现母语教学规律,同时又融入现当代教育教学思想和方法的理想的教材。他在北京的一个培训会上抒发了自己的心声:“母语教材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的面貌,关乎国家的生存发展,是塑人的事业,编者一定要追求卓越、铸造精品,争创一流。因此,我始终把质量视为教材的生命,也视着自已的生命。”


就在我所言的全国各地一批“语文人”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方法,吹捧炒作以哗众取宠、营求虚名的时候,先生却浑然不觉,心无旁骛,一往直前,从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一路“迤俪而行”,顺利脱胎换骨,发展到今天的在同系列中,遥遥领先的新课程标准背景下的新教材。


为“志”而苦学苦钻,苦学苦钻以显其“志”。“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先生的教材走过20余年征程,几乎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累计发行5千万册左右,真个是十分了得!


如此辉煌之下,先生在干什么呢?依然在字斟句酌教材中的每一篇选文,每一个设计,依然在仔细地核实和校正“母语教材研究”十卷本丛书的稿子。


(当我为拙稿写作的部分细节问题先生求正时,得知先生又因劳累引发糖尿病已住院数日。我不敢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但他却依然不厌其烦,认真地解释和说明有关的问题和情况,特别是当我劝他应该多多休息、静养和调理时,他告知我,即使在病床上仍坚持每天写下500字以上的文字。)


先生真是十分了不得!


三是求通求变,勇于创新。


洪宗礼先生交流,我们总是强烈地感受到他革故鼎新的胆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实际上治学者最忌的是因循守旧,固执己见,年事稍高者尤其难免。这一点在先生身上,可以说,你连影子也找不到。我第一次去泰州拜访先生,当时我还在中学教高中语文,照理说我也是虔诚之极的书痴,教育理论方面的新著时文看的并不算少,但与先生交流,我就感到异常吃力和痛苦,从他嘴里出来的语文学科的最新的专业术语,令我应接不暇,好多甚至是闻所未闻。我直感到冷汗直冒,感到自惭形秽,感到无地自容,感到我在语文教学方面所做的一些研究,简直是鸡毛蒜皮,实在不值一提。不断地学习新东西,不断地消化吸收、融会贯通新东西,不断在自己所热衷的领域中贯彻落实、体现表达新思想、新精神,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过程中,新东西又与接受主体自身的基础性的东西交融、汇合,建构生产出全新的思想并进而形成体系。这就使得先生既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又是一个不断创造发明、与时俱进的“新人类”。


19846月其第一套语文教材油印本问世,到19921月,新一套九年制义务叫初中语文教科书通过江苏省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从2001先生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主持编写的又一套义务教育《语文》(7——9年级)实验教科书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作为一类教材审查通过,到历时五年多,聚合大量中外专家完成“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这一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先生几乎没有一时的停滞和懈怠,没有一时不是走在我国语文教材建设的前列,学习、探索、突破、创造,可以说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在《教材改革思想录》中的一段话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好的作品未必是好教材,优秀著作,未必能成为优秀教科书。编写教科书就是对撰著优秀作品的挑战和超越。超越自己比超越他人更难;学习前人不仅是继承前人,更要超越前人。学习外国当然要借鉴外国,但也必需有超越外国的气魄和胸襟。”有如此胆识和追求,加上长期的实践积淀之基和学习研究之功,焉有不成就事业之理?


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年龄不大而知识相对老化有的甚至相当老化的中青年同志好好反思并努力仿效的。


四是仁厚亲和凝练而成的人格魅力。


这一点是与先生合作和交往的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和体会。我此前所述诸多事实可谓明证。就我所知,在江南江北的有限的语文特级教师中,未曾与洪先生合作的人很少。而好多人一旦有了第一次合作,便一直欲罢不能。


淮阴名师潘煦源君,在圈内德高望重,一直追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有如兄弟。泰州、扬州一批语文名师,特别是特级教师和教授级高级教师,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绝大多数都曾得到先生的提携和栽培。


那一次在泰州,饭桌上闲聊,言及苏北几位校长老师的职称和荣誉称号评审评选事,大家纷纷感谢洪先生在其中的力荐和推动,钦敬他对人的厚道和宽容。实际上,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些人已经变化,甚至跟先生走了不是同一条道路,甚至对先生的工作有所影响和损伤,但我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先生对之有所责备和发难。


是的,成大事者,必有赖于众人之才;而集人心者,靠的是德行和人格魅力,靠的是诚恳的宽容精神。无私、豁达、亲和、善良、贴心、体己、奉献,在同龄面前,是兄弟;在后生面前,是父母。这一切凝聚成洪先生崇高的人格魅力,其基础是“诚善”,其核心是“亲和”,其结果是伟业的成就。


试想想,一个地级城市,一个中学老师,数十年间,几度规模宏大的教材更迭和修订,数项国家级课题特别是“中外母语比较”的研究,先生的四周,逐渐汇聚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专家群,学者圈。全国中学一流的名特级教师数百人、国内外大学名教授、博士、学者百余人,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投身这样一项可能极少甚至没有回报的事业中来,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吸引力,这需要多少活力四射的人脉!


观当今之中国,除了大一统的行政力量,除了重赏之下的经营市场,还有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可以达成这样规模宏大、学养高深的“学人部落”呢?假如要解释“洪宗礼现象”,这是关键。


五是淡静入定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智慧。


先生在泰州早年就是大名人。他做过泰州中学副校长,其他的各种类别和级别的社会兼职就简直不胜枚举了。特别是有一年,可能是相关级别的副局长人选,已经内定为先生。这如果换上一般人早已欢呼雀跃,摩拳擦掌,准备走马上任了。但先生却委婉拒绝,一时在当地传为奇谈。


他就曾经跟我说:“听说你在家乡,干得不错,又是一个党外干部,基础也很好,过去你辞掉大市教委的基础教育处的处长,就很不简单。据说你现在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已经做到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也算有一官半职了。这说明你还有一些入仕机会。你可要斟酌好,把握好,因为你还很年轻,你现在在语文教学及其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才干,已经达到一定的层次了。继续前行,你会有所作为的。但换一种活法,你要考虑清楚你可能付出的代价。”


去年听说我已经调入大市教研室工作,竟然主动打来电话,向我祝贺,为我高兴。说“这个位置适合你,你应该好好干,而且你一定会干得很好”。


当听说我将要调入省里从事教师培训管理工作,他又反复叮嘱我不要轻易丢开语文,要继续多多研究语文。我知道,先生这是在推己及人,希望我能象他那样,有所舍,进而能有所得,耐得寂寞,嚼得菜根。诸葛孔明语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生是很好的实践了这句话而且于中尝到了无穷的甜头的,他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想,我、我们这些无可推托的语文传人,只能勉力苦学,始终不渝,走一条苦行僧的道路,为语文教育,也是为我们自己的事业添一块砖,加一块瓦。


总是经常看到这样那样的报道和消息,有名或无名、小名或大名的少量语文人,喜欢主动出击,想方设法,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和方法,笼络一帮人,邀约一些社科类的专家学者,借助某些报刊和杂志,来为自己的所谓的语文教育思想策划、包装和宣传;希望能够提炼出一个什么个性、一种什么风格甚至一类什么派别,从而在语文教育的天地间甚或历史长河里,能够夺得一席之位。学者妙语生花升华,追随者跟风呐喊助势,媒体美意夸张炒作,往往还真的很快成就或打造出一些教育新星。这几年来,这样的语文人事早已屡见不鲜,大家也见怪不怪。按理,这本也没有什么不是。因为此等人事本身对别人并无什么损害,而对学术倒也可能有些推动。先生如此地位,当然也总是有人好意策划和组织相关层次和级别的研讨会,但却是屡遭先生回绝或冷落。先生的观点是,艺坛新星可造,教坛名家却是历史形成,揠苗助长往往适得其反。我这等年龄,还去赶这份热闹!


别人常觉奇怪,先生待你华银,似乎超出一般。总要问我为甚,我也一时无以为答,逼得无奈,我灵机一动,答曰:“我是先生的老乡!”


我这一回答,也不知先生觉得恰当否?


 


 


说 明


本文写于20046月中旬,是闲暇时在键盘上敲出仅作“自赏”的“我的语文故事”系列的第五篇。两年后,偶然与先生提起,并心怀忐忑地发给先生。很快得到先生回复,在总体高评的同时,指出文中几处不切之点,建议稍作修改。,我电话中告诉他,写作这一类文章,纯粹是兴之所至,不为示人,只为己快,真正是人事随定,臧否由心。先生听后很是高兴。


今《教育家》创刊,在为之高兴的同时,总觉应该有所芹献。想及当今教育中堪称“教育家”的,泱泱江苏,先生理当属于巍立其间且无愧者之一。所以,拙稿虽经20062007年两度修改,并请先生过目,但却未经其终审,今仍愿早早发表之,以了却心愿。不实和不当之处,其责自负,并请先生和读者指正。


2007715晚改定于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