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者的自觉和改变至关重要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自觉和改变至关重要


3月份,应朋友之邀赴江苏无锡滨湖区的一所初中。坐高铁,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便捷,似乎只掠过几处的灯火明灭,转眼到站。其时已是晚间九、十点钟,朋友和校长竟然“飞车”隆重来接,倒让我惶恐。上车寒暄,各自相识,不免“久仰”之类虚应形势的“礼数”。车子埋头飞行,我与校长的交流渐趋常态。谈及该校生源,她告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是绝对多数;我便顺口问及本地孩子和外地孩子如何编班的问题,她告我,当然是混编。我说也听说有分开编班便于教学和管理的说法和做法。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要是那样,我自己感情这一关就做不到。她这话让我震撼,尤其是从一个女士的嘴里说出。它让我进一步体会到底线和良知,道德和人文在教育管理者身上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重要。


她让我记起四、五年前,与几位专家到无锡北塘区公干,到一所小学,也是两位女校长向我们介绍她们的学校,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校长热情洋溢,直率慷慨,充满自豪和自信。其中的一句话当时就感染了我。她说,我们两校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燃点特别低。怕我们误解,她解释说,就是极其容易被感动,甚至有时候还会冲动。但全都是因为老师和学生的,是被他们打动的。我后来理解,这冲动和燃点实际是“爱心”的表征。所以我后来写过一篇题为《欢迎燃点低的校长》,以表达对这样一类教育工作者的尊崇。


一夜无话。第二天到这所初中,一条直通太湖的河流从校园正南方横过,站在水边的垂杨柳的枝条随风翻舞,依依楚楚,将氤氲的水气送入校园,这校园立时便充溢着文气、书香和温馨了。校园其优秀优美且不论,其校长和教师的亲和亲近也不论,但论校长领着我到各位老师的办公室走访,当然也不论老师的敬业,老师的素质;学生的文明,学生的活跃,只论在某办公室数位正在备课的老师与我说的一番话,令我动容。老师们说,老师,我们今天所做的教育哪里是在教育,几乎都是在“谋害”我们的孩子。这时候,校长插话说,你们是帮凶,我应该是主谋。又有老师说,我们也知道,这种教育的乱局,也不是哪一个人随便可以改变的,校长也是没法。不应试,应试不好,我们,我们很多人,甚至可能连饭都没得吃。我说,不仅仅是校长,可能从上至下有办法的人不是太多;但不是绝对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可以想点办法。


所以在接着的下午与大家的交流中,我说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教育的沉疴,其积重远非一日之力,而要解决当然也非指日可待。非有大气魄、大视野和大牺牲之精神之人不能撼动其根基。但是,假如我们这些在一线在课堂在学校工作的老师——尽管我们被应试的大潮裹挟着一时还难以有回天的巨力——我们能够在干活的同时有一种清醒的自觉,知道这样做的不是甚至是严重的不是——这既有对规律的认识和尊重,也有对良知和道德的坚守和敬畏——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因为这种自觉和坚守,我们还能在这样的教育教学中,融入我们自身的“解构”之力,发挥我们的教育教学智慧和经验,将这样一种应试的坚冰做一点推移甚至是融化,那就是功德无量了,而且这恰恰是中国教育改变的希望。相反,我最害怕的是,若我们在应试的氛围中,随波逐流,一意孤行,而且还自认为,这就是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真谛,教育教学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就是要如此地教育教学,那中国教育要想走出如今的泥淖便遥遥无期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来,我们这所学校的老师无疑是我见过的最优异的群体,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和致敬。


想到一句俗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中国做任何事,既慢不得,又急不得。教育犹然。我把中国教育的目前状态称之为后应试时代,我预计其延续的时间也就是10年左右。到了这所学校看到这许多老师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我对未来更多了信心。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教育的幸福,靠我们教师自己。

教育的“真”,真的是一个重要问题

教育的“真”,真是一个问题

       昨天分别在一所著名的职业中学和初中与老师们就“教师人文素养提升”的话题进行交流,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教师发展的基本判断是,在当今中国,教师的人文素养提升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相比,前者比后者要迫切得多,重要得多。这一判断,激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和回应。人文素养当然是一个牵涉到很多问题的宏大话题,对于现实的教育而言,教师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公平、关爱、尊重和求真。这里想说的是求真。


       我原来工作的学校,校训便是“求真”,名书法家书写,镏金,钢架支撑,高高地竖立在教学大楼的楼顶,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进校时还是活动中,稍一仰视,便赫然入目。经受着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竟总是岿然不动,丝毫也不变色。我一向对这些不很在意和上心 。只是有一回,某一学生在日记中对学校为了迎接上级某项检查验收进行的“弄虚作假”行为针砭时,引用校训以作为批判揭露的理据,让我有点感触。就是说,当时的我在那样一种教育文化的熏陶渐染下,早已麻木不仁、浑然不觉了。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经常对外开课,每每开课之前,总有“民意”代表或者学生干部,偷偷跑到我的办公室,想刺探一点情报,就是明天课上你会讲什么,提出什么问题,让他们回去安排同学应对,以使课堂教学获得好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老师,而是为了班级的荣誉。甚至有时候班长还会以班主任的“指示”为由来跟我商量,无论如何要泄露一点机密。我当时气盛,眼里容不得沙子,自然难以让同学满意而回。


       几十年教师做过,公开的教学无数次,至今坚守的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在课堂上造假,这不仅是教育道德教学道德的底线,也是作为老师的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坚守这一点,有时候真实比登天还要难。几年来,跟无数的校长、园长和一般的教育管理者交流,每当我言说及此,总是看到很多听讲者不知是什么味道的笑脸,苦笑的,善意的嘲笑的,甚或还有藐视的嗤笑的。其笑下之意是,你是生活在中国、中国教育的情境里还是在真空中呢?与少量敢于言说的胆大者私下交流,其中不乏省内外一流学校的校长,他们的共同结论是,在当下,如果真的求真,真的一点不掺假,虽不说寸步难行,但一定是步履维艰。


       重温陶行知先生的当年的教育理想: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做真人。就这一点而言,我有很多感慨,我们今天的教育是比陶行知先生的时代做得更好了呢,还是更差了呢?所以很多场合,假如面对行政官员或者是校长,我总是说假如我们上下同心戮力,首先在教育的笑环境里,营构一个说话做事算数,求真务实的场景和环境,局长对校长,校长对教师,教师对学生,级级传递,层层不减,教育就会是一个“理想国”,而由此辐射,到学生的家长,教师和管理者的家庭乃至周围的所有的人,是不是可以逐渐净化这样的一个社会呢?


       这显然是可以慢慢做到的。过去我总是说,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从事教育的人今天早已没有了这样的自信,无论是教师还是领导似乎都被教育的另一个功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比如人才培养、升学需求等——牵着鼻子跑,又被不很精通教育价值却又拼命追求政绩包括教育政绩的少许官员强势左右着,所以不要说“引领”,连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个自信不建立,教育的命运就无从改变,除非有一天,有一位真正精通教育的在上者,更为强势的权力人物一朝顿悟,那才会有教育的翻身解放。


       但这是很难想象的。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努力争取。我以为可以从每一个教师和校长做起,实际也很简单,只要言行一致做到两点即可:


       说自己相信的话,不要总是说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说自己可以兑现的话,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实际上,皇帝的新装并不是童话故事,安徒生的国籍如果考证起来肯定还是大有文章,而生活在瞒和骗的大泽中有时候还是会很有些好处,比如安徒生同志笔下的那一位皇帝、大臣乃至臣民,便是各得其所,各有其乐。所以安徒生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