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八)

第五、就语文课堂而言,以厘清课堂效益和美感的关系为突破口,重构语文课堂新概念。


这几年,对于语文教学效率效益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极致,而实践中对于知能训练的强化则似乎走火入魔,走向了反面。学生之不喜欢语文与此很有关系。现在看来,我们需要从美感的维度研究语文课堂,需要通过培养学生语文审美力来改善课堂,提升教学品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素养。语文课程丰厚的美学内蕴为学生审美力的培养提供了极佳的资源。而语文课堂恰恰应该顺势而为,借助这一契机实现由片面追求效益转向有效与审美并进。我以为,就课堂而言,应该在保障效益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呈现语文知识之美,语文学习过程、方法之美,语文活动内容、形式之美,以及活动过程中语文老师和同学们的语言、姿态、人性、人文之美。这样的课堂不仅有用,而且“好看”,富于欣赏性。这种审美追求,既是语文课程的“应有之义”,又大大改善了语文机械训练唯分数是从的僵硬和死板,愉悦了学生身心,激发了学习兴趣,这又反过来更加促进了课堂效率的提升;尤为重要的是,更加提升了课堂的境界、教学者的境界和语文的境界


 


有语文老师“危言”,中国语文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虽不免夸张,但我以为是难得的醒世警语。高分时代的“光临”,诚然可以部分缓解“险情”,但危情之消除则需要全体语文人上下戮力,竭忠尽智,共破这中国基础教育的“哥德巴赫猜想”。某些宏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假以时日,需要等待机遇,甚至盼望“有圣人出”;而当下最为紧要和迫切需要的是,一线老师用自身执着的阅读影响学生的阅读;以自己科学的“教”带动学生真正自主的“学”,以自己的优秀的审美熏染学生的情操和素养。由此,语文人的形象决定语文的形象,语文人的高度决定语文的高度。由此我们才能够匹配于语文的“高分”阶段,才会迎来语文教育发展的“高级”、“高端”和“高值”时代。


注释


《大学一解》,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4月〉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七)

第四、就语文教学而言,以厘清“学”“教”策略及关系为突破口,进一步明确语文老师课堂中的角色定位、职责和使命。


以“人本”和“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课改,强调学生主体、学习中心、自主发展,当然正确。但是,许多过分的解读和极端的操作模式却将课堂原本美好的师生教学关系搞得混乱无序,很多语文老师在课堂中无所适从。就“学”而言,假“合作学习”之名而行的“小组学习”在现实的课堂中所向披靡,而“自主”和老师的“主导”则全都成了点缀和陪衬。


学习需要“小组”,需要“合作”,但就正常的学习个体而言,这些不是主要的学习方式。主要的学习方式还应该是“自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时空,静读慢念,沉思默想,才可能有自己的个性解读;一个长期总是在“组织”中的学习者,何时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呢?而不论是学生自主的阅读学习,还是小组中的交流讨论,又怎么离得开老师的“引导”呢?以为通过学生的互动,就可以解决学习中的所有问题,这是片面信奉“建构”的教条主义者的“空想”。就实际看,学生的自主和小组,可以解决语文教材中的部分问题,而其所能解决的,往往是知识性、较浅层次的能力性问题;而其解决的路径往往是资料查找和少数学习优秀者所获答案的共享。而深层次的语文问题、能力和思维问题,还是需要老师讲解、分析、点拨和指导。


我以为现实的语文课堂,已经由当年的“满堂灌”“满堂问”转而为“满堂放”了。放任学生选“点”,放任学生评说,而对其结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纠偏,不斧正,听之任之,已是很多课堂的常态。老师呢,不敢讲,不愿讲,不会讲。这实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虚无态度。讲,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讲在当讲之处,“告诉”必要的背景和知识,“示范”阅读的经验,“点拨”写作的思路,“展示”自己学习的心得、新见,“指导”语文学习的方法和方向,只要不照搬书本和教参,只要学生喜闻和欣赏,你完全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宝雨缤纷,讲得六马仰秣、游鱼出听。在语文训练、应试模式泛滥,课堂小组学习风行的今天,弘扬语文老师的精讲之功,并以之与真自主的学习相呼应,当可以有效改善语文课堂的生态。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六)

第三、就语文课程的价值而言,以厘清“语”与“文”、“教书”与“育人”的关系为突破口,走出空洞说教的人文教育误区,回归语文的本位和本真。


空洞无物几乎是任何教育的大敌。但语文教育很奇怪,从文革的政治说教艰难出来,走过一段近乎“语文”的正途,很快便又跌落“人文说教”的“空谷”。课程标准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追求又与之“呼应”,越加助长了这种势头。而一般老师的误解和在语文课堂中比较刻板呆滞的“演出”——较多地表现为高言大词的渲染和鼓噪,更是让这种所谓的人文教育逐渐坠入误区。我觉得,这一切与我们少数人对于“育人”的理解错误有关。学校“育人”,尤其是学校一般课程之“育人”,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而应该是“培育”,即“熏染”“影响”和“感化”。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游,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由此而言,“教”不是“育”,言说和指令更不是“育”,做给被“育”者看,让被育者自己去“悟”,才是真正的“育”。所以,“人文性”价值的实现靠的是语文教学文本内容自身的人文魅力、语文教师教学生活——行为举止、神情态度、待人接物中漫溢出来的人文情怀,对每一同学的潜移默化、熏陶渐染。就此说来,语文老师人人都应该成为人文教育的活的“课程”。


厘清了这一关系,沉下心来,研读文本,始终围绕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来进行实实在在的教学,才是语文教学。如此,才可能有教学的活色生香,才有贴近学生身心的关于语文的真学习。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五)

第二、发挥语文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的优势,以语文课程标准的权威“解读”为突破口,全面梳理并准确阐释课改后出现的语文教育新理念,帮助广大语文教师正本清源,找回几近迷失的语文家园。


语文的思想、理念风起云涌,语文的口号、流派争奇斗艳,本身并无不是。但一旦陷入模糊、含混,令人莫衷一是、莫名其妙,甚或偏离或者背离语文的轨道,却又仍然自以为是,那就令人恐怖了。语文课程标准历十余年之功,又苦心打磨、修订,如今已“新鲜出炉”,理当称道。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基层一线的语文老师究竟有多少人以之为“案头必备”,遇疑难必作“请教”的呢?为什么如此?老师们说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其中的名词、术语、概念太多了,许多表述太过学术性、专门化。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课程标准究竟是给谁看和用的?我以为一是给编写教材的人看的,一是给按照标准使用教材进行教学的人看的,而主要是给后者看的。而众所周知,后者也即是面广量大的中小学语文老师,其本职是教书,不是研究,要求他们与大学的课程论专家一样精研理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现在的标准,大概教材的编者看懂是无疑的,而老师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凭一己之力或者小团队之智所难以参透的。有人说,不是有课程标准的培训吗?实际上,培训是永远不可能解决教育教学的所有问题的。试想,两三个专家都来解读语文课程标准,其中的那么多的理念有谁能保证各专家的理解完全一致呢?果如此,培训的结果还不是模糊着进来,更加糊涂着出去。


是不是可以举语文课改专家之力,对于课程标准作出权威的解读?比如,工具性、人文性、两者统一;比如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比如自主、合作、探究等等。如此以正视听,就可以让伪专家遁形,假理论消失,违背规律的所谓理念、口号和模式有所收敛。而广大语文老师便不必再惶恐“不知听谁”的,而可以定下心、循规律,按照自己的认知和理解,静静思考、渐渐领悟,从而实实在在地教书了。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四)

在现实语文教育空前利好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致力于自身下列问题的研讨和解决。


第一、整合举国语文教育专家之力,以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的准确定位为突破口,构建从标准、教材到教学的语文教育新体系。我觉得这许多年来围绕语文的争论和研讨,我们步入了一个怪圈和误区,不管争论得天翻地覆,最后都必得定于一尊。也或者不管多少不同意见,最后都得尊奉一个标准。而且,我们的很多研讨,要么是针对课程标准的,要么是针对教材的,要么是针对教学的,要么是针对测试评价的,很少见到将语文课程的诸多环节和问题整合起来做出综合性思考和整体性解决的。


这就造成了语文教学领域的很多不正常现象:一线老师遇到教材中的问题,课标专家会回复你,这不是我们的事;问及考试评价的问题,教材专家会说,不是我们的事;问及课标问题,考试命题专家也会说你问错了对象。三四架马共拉一架马车,让车上的车夫手足无措。这种现象迄今数十年间并不见有多少改善的迹象,实在是语文教师的无奈何语文教育的悲哀。


假如我们有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相关及机构组织协调,组建一支强大的精英团队,将语文课程建设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整体设计、系统研究,从语文课程的目标性质“上位”顶层设计起,一直到语文教学、评价的“下位”止,打通学段,一以贯之,整体规划,协同“作战”,是不是可以带来语文课程的“凤凰涅槃”呢?这其中当然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求同存异,多元并举。比如说,对于不同的语文课程定位主张,就可以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主张一致的“同志”各自组团,自成一家,各自研编,最后形成语文的不止一种的课程成果。实际就是多年之前早已提出的“多标多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际是数十年间第一份有关未来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乱象丛生的语文教学已经到了必须集国家之力顶层设计并鼎力推进其课程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主流价值、培养国家精英和民族未来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让原子弹爆炸、航母下水、飞船登月,我们更应该让母语教育在国民教育的体系中有与国家和民族历史、身份、层次相称的地位。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三)

但是,“即将”毕竟不是“必将”。如果说语文真的进入了“加分时代”或者“高分时代”,是否“高分”必然带来语文教育教学发展的“高速”呢


这显然不是一定的。因为加分和高分,不过是决定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尽管在教育的逐利特点异常明显的今天,尽管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的生长和发展,甚至对语文教学的主体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只要这些外在因素改变,只要语文教学环境调整和变化,就一定能带来语文教学的进步和繁荣,这又是异想天开。


在外部环境因素利好的背景下,我们最要研究的是语文教学内在制约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内因与外因联动、协调,事物才能获得稳定、和谐的发展。今天的语文教学尤然


纵观这许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改革,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语文教育理念和实践方面的诸多摇摆和混乱语文教育发展的最大的制约。


语文是理念最多的学科,从“语文”概念内涵的混乱,到工具、人文性质的不定,直至发展到今天,语文几乎成为基础教育口号最多、流派最多的一门学科。这纷纷表现在专家学者的口头、课程标准的陈述和一线老师的实践中。也许有人以为这是“繁荣”,我则以为这恰恰是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甚或是无序和混乱。


语文是内容最丰的学科。从重视知识进而升格为能力和素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从语文本身延伸至“人文”,并且恨不得将所有与人文相关的所有主题、思想和政治内容全部囊括,一股脑儿灌输给学生,语文学科变成人文的百宝箱。这究竟是语文的富有,还是学科的泡沫呢?


语文是教法最善“变”的学科。很多人说,现在不少的语文课看不懂,既不见语,也不见文,只看见训练的机械,小组的热闹。“招数”和花样层出不穷。一些资深的语文老师越来越感到语文课不会上了,学生不会教了。花、空、玄乎、忽悠,成为有些表演型语文教学的典型特点。


高分时代,“乱花渐欲迷人眼”,更需要我们保持警醒,关注、深入研讨并致力加速解决语文教育的这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之二)

在我们的传统中,什么叫重要?重要就是在上者重视,重视就必须要有量化和物化的“附加值”,而且,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这样的重视和附加,带来某一体系和行业的“繁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教育同样如此,我们的主、副科的概念,我们的考试和非考试学科的概念,实际上,一经确立,立马敲定了各自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乃至学生家长心目中的地位。当年,语文和数学学科中高考中的加分——一般区域增加到120分,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语文课程地位较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实际上,加分政策影响面最大的是社会和家庭。在这样一个生存压力普遍“重大”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百姓群体,对于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几乎全凭直觉和政府的指令。应试导致的对于学科分数的无穷尽的追逐,让在分数的竞技中全无优势的“语文”——不是以知识的系统性见长的学科一天天运势式微,容颜尽失。较大幅度的加分,使得在不论什么级别的考试中,语文的砝码加重,于是单独从分数的角度看,语文学科分数与总分的高相关度,语文分数对于同学间成绩名次的决定性作用,都让家长不敢轻言无所谓,随意放弃。这就在全社会营造出了一种语文真的重要的浓重氛围,这一氛围对于今天的中国语文真是太为必要了。


它直接带来的是学习主体学生的变化。在最为实在的分数面前,学生和家长是无奈之下的“联盟”。孩子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但是家长晓之以利害,加上其他学科老师的“呼应”,到最后孩子不能不为分数而折腰。如今,语文学科争取分数的“劣势”现在终于因为忽然的“增量”被部分抵消,家长的改变自然带来学生的改变,也许不久我们都会欣喜地看到,孩子校内外的阅读,孩子用于语文学习的时间,都将迎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语文老师的理直气壮必然重重地影响孩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学校管理者教学决策的调整。在学校以应试为主要教育价值取向的情境中,是否考试学科,每一学科占分高低直接决定学校课程设置和学科地位的层次,也直接决定了老师和同学对该门学科的重视程度,甚至还决定了这一学科老师在学校中的占位。这许多年来,应试的逐渐加剧,语文在分数竞逐面前的劣势越来越彰显,语文课程和语文老师在教学决策中的眼里的地位的下降几乎就是不由分说的。无论你如何拿“母语”高度、文化文明传承的价值甚至爱国主义精神境界来说事,在残忍的“分数”淘汰律面前,都显得异常苍白无力。加分自然影响决策,决策自然影响学校中的资源配置,比如课时数、上课时间的选择,比如学校中管理者对语文老师的尊重和礼敬。


这些也自然带来语文老师精气神的变化。在以考试分数作为学科价值、地位唯一衡量指标的教育体系中,能否帮助学生用最为简捷的方式获取最好的分数可以说是衡量老师优劣好坏的重要依据。这也可以说是现实中国基础教育的“丛林法则”。不“信其道”又何以“亲其师”?我曾经这样描写部分地区高中语文老师的生存状况,是“学生不崇敬、家长不待见、校长不在意、自己不自信的边缘人、零余者。这与历史上曾经的区域文化高地、学校核心和灵魂的语文人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伴随着高分而来的“馅饼”好运,语文老师在社会、家长、学校管理者和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水涨船高,语文老师自然会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重新逐渐找回迷失既久的自信、尊严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慷慨豪情。


这些对于现实的中国语文教学,真的是实在太重要了。这些变化,因为分数增加而带来的这些变化,从有形到无形,从有限到无限,是打气,是提神,是一次力推,是一种造势,从这一角度而言,语文教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我想,应该不为夸张的理性期待。


 

中国语文的困境和出路

       首先向语文朋友们祝福新年!久违之后,再来语文网络世界,多了新鲜,也希望马年的吉祥带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语文人生气、生机和改变的激情、勇气!


       发上自己最近对于语文的一点思考,希望语文人一起来研讨关于中国语文课程的一些本源性、基础性的问题,以推动和推进中国语文课程的建设。


之一


近来,先是北京,继而上海,接着江苏等省,频传语文高考“加分”的消息。语文教学领域,先是高中,接着初中小学,也都欢欣鼓舞起来,以之为一件大快人心的创举。有人甚而至于认为,语文教育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春天之论虽然有点冲动,但这种欢呼和喜悦却不是所来无由。经历过这样的世纪初叶完整的语文教育过程的人,经历过如此过山车般动荡和折腾的语文人,都会或多或少难免如此情绪的波动和变化。所以,我还是把这称之为语文教育的高分时代,或者简言之“高分语文时代”。


这许多年来,语文教学经历了既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世纪初启动的课程改革,以理论引领,理念变革为先,试图通过意识和思想的变化来拉动教学行为的转变和进步,从而推动如坚冰般的应试的桎梏的松动。语文教学领域,大量语文人艰辛开拓,从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语文新教材编制,到语文教师的培训,语文教育实践一时也呈现出比较激动人心的气象:比如,模式多了起来,优秀老师们自成一家、立宗立派的意识强了起来,教学的生气、课堂的新气象一时令人目不暇给。当然,这一过程也伴生出诸多矛盾和困惑。新理念、新策略、新方法难免与传统教学之间有冲突,以能力和素质立意的教学与以知识、技术立意的课堂应该有着本质的区隔;而现实教学评价和考试改革的严重滞后,有特别加剧或者延长了这种冲突而必然产生的阵痛。尤其是,某些语文新理念陈述的含混和模糊、操作中的无序和迷乱更是造成了不少的乱象。比如,课标中对于“人文性”强调,对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视,尤其是与之相应的语文教材编写中“主题单元”体例的“风行”,以及其他种种人为因素——包括评价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助推,语文课堂一时思想堆叠、政治泛滥、精神充斥。2011年,经历漫长孕育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版颁行,对于前述的诸多教学乱象,确乎有拨乱反正、矫偏救失之功效。从现实看,近年来的语文优秀课评比中,语文教学开始沉静,开始理性,开始反思,开始回归,有人认为,照这样的态势,如果语文教材顺应其步履,也能淡化所谓的“主题”的编写思路,也许语文教学可以越走越平稳,越来越走向正确的轨道。


但是,这10余年来的诸多问题,带给语文教学的影响已经十分深重。语文老师中对于语文教学的自信和自豪已然不是很多,学生中对于语文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可以说越来越弱化。既因为语文本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也因为畸形的应试,孩子和家长视语文学科如可有可无,——既不比数学,更无法抗衡英语,已不是个别和偶然。我们辛辛苦苦地耗费巨资,改了这,变了那,上下左右,天翻地覆,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以为,语文教学必可以挽大厦于将倾,起八代之既衰。可是结果呢,我们自己将自己几乎逼到了墙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久前,参加语文教育家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与会的一位国内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沉痛发声,他的大意是,实际上,从课程规范角度看,语文学科现在看来还不能说是一门名正言顺的课程。有人甚至“断言”,在现实背景下,假如没有考试科目和范围的约束和限制,没有传统的主要学科和次要学科之分,没有必修和选修之别,真的允许我们的中小学生真正自主选择课程,那么,语文会处在一个怎样的地位,实在难以预测和评说。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各地出台或者陆续出台的语文加分政策,再配以英语学科“水平考试”的“降格”,这对于中国语文——我们的母语教育,对广大语文老师,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利好”。